1978年4月起，枫桥地区又在全国率先开展为四类分子评审摘帽试点的工作，得到公安部部长赵苍壁的首肯。

民生还包括人们在养老、居住、教育、医疗、社会救助等方面依法得到充分的保障，从而使人们安居乐业、实现社会和谐。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还是靠法律靠得住。

单纯为了化解矛盾而花钱买平安、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的做法，在短期内似乎是可行的，但从长远来看，其会损害民众对规则的合理预期，反而引发新的社会矛盾。法谚云：法是公平正义之术。[26]（P154）这就精辟地概括了中国要实行法治的原因。但不容忽视的是，法治实践客观上存在着不少障碍与阻力，法治发展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其原因不仅有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因素，还有对为什么要建设法治国家的观念困惑和误区。实践中，面对巨大的维稳压力，我们的维稳成本居高不下，各级党政机关的维稳压力越来越大。

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人才能够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才能够真正享有尊严。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可以有协商、调解、仲裁和裁判等多种方式，其中的每一种解决方式都应当被纳入法治的轨道。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必须对被忽视了的被告的具体特性予以谨慎地关注。

现代法学理论的普遍认识是：所有法律都是对人的行为的调整。【摘要】现代法律通过立法上的抽象化典型化身份化角色化等技术确立了普遍性。个人的独特性当然为社会规范的确立带来了难题，但这也正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殊魅力所在：在人文学者之中最流行的观念是强调人的独特性、变异性，以及心情、观点的不断改变。以下我们即根据立法和司法实践，来探讨这条中间道路的可能走法。

[27] [德]罗尔夫·克尼佩尔:《法律与历史——论德国民法典的形成与变迁》，朱岩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9] [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页以下。

必须存在一个在其中我不受挫折的领域。以民法为例，民法的一个基本原理是法律不问动机‘。[32]也就是，对客观标准予以适度放弃，而通过主观方面的考虑来弥补法律所可能存在的不足。只有这样，才能使法律的规定真正与人的独特性结合起来。

人权是作为人类社会中每一成员所应享有的权利，契合每一个体的需要是普遍人权正当性的基础。以刑法为例：从法律规定的刑罚到法官决定的具体的刑罚，个人化构成一种正义和衡平的方法，它赋予法官的判决行为以个体化性质。[20] [德]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页。（四）在法律的实施方面，以衡平方式追求法律实施的个别化普遍性固然是法律应有的追求，但是，法律越是具有普遍性，它与具体行为相距就越远，原因在于事实的细微判别是无止境的，法律不可能涵盖所有这些细微的差别。

主观和客观总是永恒存在着矛盾。由于法律只对行为予以调整，所以行为背后的因素就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

[46]这就可能产生普遍与个别的矛盾抽象的规则可能并不完全适用于个案所表征的具体现实，个案的特殊甚至可能颠覆既存的规则。格劳秀斯认为，当我们调整对于具有邪恶倾向的建议是抵御还是顺从时，应当考虑到个人的能力，包括判断力、处事能力、年龄、教育程度以及其他任何有关的情况，例如，危险就在眼前的想法会增加恐惧，而近期的、还未消减的痛苦会引起愤怒。

不区分这种不同情况，刑罚的施行就是任意的、不人道的。哈贝马斯指出：法所抽象掉的，首先是法的承受者的约束其自由意志的能力，而只考虑他们的自由选择。每一个特定的个案，都是由特定的行为人所引发的法律事件，而法律是普遍的，应当根据法律来确定的案件是个别的。相反，法的确定性要求尽可能从这些状况中抽象化，[12]否则即无法达成调控社会的目的。证诸理论与实践都可以发现，每一个人相对于他人而言，都是一种独特的存在。[28]如果把情感广义地理解为人的一种内心的情状和独特的个性，那也就意味着，民法对于人们实际的动机、目的、能力、境遇不予过问，而只是以行为作为考量的唯一对象。

人们一般认为，他们的行为是他们的选择，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如事故、被强迫、被威胁或在病态下，则不是自己的选择。所以，当行为人有意与社群认同的价值相悖时，他的行为将不可原谅。

德沃金指出：政府可能为了某人或公共的利益而监禁该人，但是，这样做的基础只能是该人的行为，而且，必须从他的自我判断的同一角度去判断他的行为，即从他的意图、动机和责任能力。在论述犯罪、考察刑罚时，正确地认识作为犯罪行为的主体而且作为受刑对象的人所具有的意义是不可缺少的。

从立法的经验看，其普遍性的获取，主要通过如下四种立法技术来实现。个人在私生活上享有的自由，是最为典型的消极自由。

[42] [英]彼得斯坦约翰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王献平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6页。严格说来，司法公正寄寓于个案公正的实现，法律的大词要落实于生活中的小我，桥梁需由法官架起。例如，在家庭关系中，某人是父母的儿子，又是配偶的丈夫。而人的行为是形诸于外的动作，可以归类、统计、度量，显然，这符合法律技术性的要求。

[52] 参见[法]戴奥多雷·巴芭戴奥多鲁:《法国新刑法典中的刑罚个人化》，魏武译，《外国法译评》1998年第4期。在具体职业上，他可能是个职业教师。

（2）生活中的人成为法律上的人，是因为他与法律秩序的关联，当人的行为作为法律秩序的内容时，人即从现实生活中的人转变为法律上的抽象的人。确定法律上的特殊弱者，为少数人提供特殊的法律保护。

换句话说，现代的各种制度都抽掉了人的私密、精神层面，而把个人作为一个与其他人并无不同的均值人。但在面对一个与人通奸的妻子时则不然，正常的人在这时都会有过激的行为反应。

毕竟人不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机械制品，具体的个人在认识能力、理解能力、判断能力上必定会存在差异，完全排斥法律认知错误作为免责理由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8] 转引自[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册，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4页。但是，这种统一是虚假的、应然的，而不是真实的、实存的。[31] [英]科斯塔斯·杜兹纳:《人权的终结》，郭春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4页。

按照平等要求，有能力的强者也必须做到克制、容忍。在现代社会中，法律以外部行为作为评价人的标准，至于人的内心和其个人情趣，都不再是关注的对象。

其次，对于儿童的过失不能以成年人的标准去认定，而应依与其同龄的、经验相当的儿童的标准认定。大致说来，立法是一个由个别到抽象的过程，它在综合人们的共性和事态普遍性的基础上，确立起一套抽象的规则。

例如，过错是当事人承担法律责任的必备要件，但什么情形下构成过错，这就有许多有关人的形象的不同定位。大致说来，角色的主要特点是：第一，角色是一种法律上的分派，什么样的人担当什么样的角色，是由法律来加以规定的。